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

论文核心提示:

一位都市遗产保护的研究者在论及外滩时写到,“城市是交换发生的场所,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忆的交换”(常青,2009:6)。外滩是各种类型交换的中枢,它是这个城市的媒介。外滩,常常被认作是上海的客厅,是一个提供交流的场所

  [摘要]本文将外滩这个实体空间理解为上海现代性创造的一个特殊地点,它的发展呈现了上海现代性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在主流传播观中,实体空间是被忽略的一个元素。本文认为,外滩的都市空间,既是东www.21cnlunwen.com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本身又作为一个媒介,构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传播因此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媒介的活动,而是以人为主体展开的多个层面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外滩;上海现代性;媒介;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这是一幅后殖民时代的动人景观(陈丹燕:2003:265):二十余幢西方风格的各国建筑上,社会主义中国象征的红旗猎猎飘舞。仿造英国大笨钟在美国制造的大钟,悬挂在正大门为古希腊神庙式的欧洲复古主义风格的海关大楼顶端,每到整点奏响《东方红》乐曲,钟声响彻黄浦江两岸。这就是外滩,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异质性城市(熊月之,2008:4)上海的地标性区域。这样奇特的拼贴或许在当今后现代世界里随处可见,但外滩的发端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代表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的世界主义”(李天纲,2009:1)。
  外滩是上海这座城市最为典型的空间表征。那些基于不同的历史境遇或价值立场对上海的理解,都能从外滩这个实体空间中挖掘出繁复的意识形态意义。在这种上海现代性里,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混杂性,而外滩常常是作为这种混杂性文化内在肌理的外在表征。过往相关议题的研究,重点是放在混杂性产生的动机以及现象上,如上海开埠的西方殖民主义企图,开埠以来上海因东西方交融呈现的都市文化特征,等等,很少触及混杂性发生的内在轨迹。而外滩,常常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外在具象反映,只是抽象理念的载体,空间本身的意义被抽离了。
  本文尝试以外滩的都市空间为研究对象,从传播的角度梳理上海现代性的发生演变。本文将外滩这个实体空间理解为上海现代性创造的一个特殊地点,它的发展呈现了上海现代性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对于传播有着根深蒂固的预设,即,将传播理解为功能性媒介的工具性活动,而这个媒介,又常常落在由语言、文字、图像构成的虚拟媒介上。在这样的传播媒介观中,实体空间是被忽略的一个元素。本文认为,外滩的都市空间,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本身又作为一个媒介,构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传播因此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媒介的活动,而是以人为主体展开的多个层面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从传播的角度看,外滩都市空间的发端与演变,如何呈现了东西方交融的上海现代性;作为媒介的外滩,怎样实现现代性都市的各个层次的传播;外滩都市空间的传播,在哪些层面颠覆了传统的传播观,开辟了怎样的理解传播意义的新的维度。本文认为,作为媒介的外滩,因现代性的交流本质而生成,这个意义镌刻在那些建筑物、道路、公园、纪念碑上,直达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心中。时间流转,外滩象征的文化扎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变成了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无论何种主义都不能轻易抹去,这一切构成了大众媒介之外并与之相勾连的一种传播,实现了实体空间的媒介对于都市的意义。
  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源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外滩只是上海——大清帝国一个中等县城的黄浦江滩的一条纤道。英国侵华战争签订的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迫使上海变成了通商口岸。英国首任领事与上海地方政府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英国领事馆的选址。中英双方出现了分歧。英国领事根据英国皇家的有关法律规定,提出在上海县城中寻找一块土地建设领事馆。但上海道台反对,借口是上海城里拥挤不堪,希望英国人到城外去。所谓“华洋分隔”是上海地方政府的初衷(薛理勇,2002:5)。经过进城出城的几番周折,英国领事终于选定外滩作为领事馆的地址。这个选址符合中英双方的愿望。上海地方政府认为,这里地处城外,芦草丛生,一片泥滩,从农耕角度看,价值不高。英国人的认识则相反,这里滨江,开阔,既连接出海口,通往太平洋,又毗邻长江,连接中国内陆广大的腹地,利于贸易,有发展前途,地理位置极佳(熊月之、周武,2007:55)。英国领事馆是空间外滩和历史外滩的原点,中英双方对空间意义的不同认识,表现了农业文明与都市文明分野,这也构成了外滩历史命运跌宕起伏的两个基调。
  以英国领事馆为基点,上海现代性的外滩展开了自己的蓝图。现代性都市,以交流作为社会的基础,这种交流以经济贸易为核心,扩散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交流的范围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达至全球。这种交流最初是以英国主导中国被迫的不平等方式展开的。中国皇帝在写给英皇佐治三世的信中说,“中华大国出产富饶,各项都足以自给,无须外国出产的物品来调换我们的土产”(霍赛,2001:19)与此相反,英国人的交流欲望却是爆炸式的,从思想、文化、宗教,到丝绸、茶叶、瓷器,而中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表现为一种被动。1840年以前,英中之间的贸易几乎是一边倒的,英国从中国进口大量丝绸、香料和艺术品,中国却对购买欧洲的产品没有任何兴趣。于是,英国的贸易商船到中国,不承载任何用于交易的货品,只能以红砖压舱,这些砖头后来变成了英国领事馆的红墙(瑞娜·克拉斯诺,2008:4)。英国在上海强迫中国进行贸易的历史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土地掠夺式的“殖民帝国”转向以市场占有为目的的“通商主义”的模式(李天纲,2009,37)。在上海的发展中,航运和贸易是两条主线(张鹏,2008:21)。英国对于交流不可遏止的冲动,甚至强烈到必须以武力来胁迫,这种冲动,正是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要求,它所有利益的实现,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在经济交流的同时,其它交流渐次展开,激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强烈反应,催生了上海现代性的发生。
  现代都市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在彼时上海以空间形态并置,租界(北市)和县城(南市)无形中形成了对峙格局。上海自1843年开埠的最初十年间,最热闹的地方是县城而不是租界。县城是城市的中心,也是商业的中心。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租界已呈现西方都市的基本面貌,与被城墙包围着的上海老县城形成了明显对比,“南北分开两市忙,南为华界北洋场,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租界商业的繁荣吸引着县城里的店铺纷纷迁往租界经营。县城与租界近在咫尺却被城墙隔开。1906年,本地姚姓县绅等以城墙阻碍,商铺难兴为由联名上书上海道台,请求拆除城墙改造为马路以利交通。但遭到保守者反对,两江总督没有批准,只是在几年间增添了几个城门。直到辛亥革命后姚某又乘机重申前议,获得批准。城墙拆除终于在1912年破土动工,两区域从此连成一片(熊月之、周武,2007:174-175)。上海城墙的拆除,表现了一个鲜明的都市主题:交流是社会构成的基础。商贸等经济交流是最原始的动力,所以商人常常是这个动力的代言人。打破隔绝促进交流在都市空间的安排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道路建设。19世纪末,据《申报》记载,“南市房价不及北市之三、四分之一,而人皆乐于舍贱而就贵” “其

乐居于租界者,以租界之事事皆便也。而租界事事皆便者,马路之便也”。而“沪上世面之盛,半皆由马路之便也”。拆墙通路的都市主题,在上海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浮现。1853年小刀会起义,大批华人涌入租界,对此,英国领事、租界当局起初都持反对态度,因为这给市政管理带来麻烦,但是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因为可以促进商业繁荣。“华洋杂居”的格局就这样出现了,渐渐地,华人变成了租界的人口主体部分(熊月之、周武,2007:61-62)。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类似情形常常出现,中、英当局者的隔绝主张,无论是出于谋求现实利益,还是意识形态的考量,都遭到以商人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反对。商业利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最主要的动机。例如,上海租界最优良的街道集中在商业与房地产集中的区域,这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城市的道路发展相比有着显著不同。北京最优良的近代街道集中在富人居住的地区(张鹏,2008:150)。上海滩和北京城有着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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