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论文:历史的视野与非本质化的“公共性”

论文核心提示:

重庆卫视的改版实践至今尚不足一年,然而无论是坊间的热议还是学界的探讨,都比较急于宣布对它的不看好。人们大都拿着各式各样现成的标尺去衡量它,却并不深入探讨它的出现与中国的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与如今的传媒格局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够关心在此基础上它未来发展的诸种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需要看到的是...

  [摘要]2011年3月重庆卫视改版,它以完全摒弃商业广告的方式直接指向对于传媒公共性的拷问,引起了学界业界的广泛质疑。既有人因它与BBc等世界其他地区公共电视的区别而质疑其公共定位,也有人因它广告费的一半左右都被财政补助替代而质疑它与政府的关系。然而,仅仅局限在当下的时点与个体的层面上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都是远远不够的,它既需要加入时间的维度也需要加入空间的维度,因此本文试图将重庆卫视的改版放置于历史的视野与对“公共性”非本质化的论述之中来看待,以期为当下和未来的讨论提供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关键词]重庆卫视;广告;历史;非本质化;公共性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的全面改版,似乎使得对于“公共电视”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中首次出现了得以针对的实践对象。尽管总体看来质疑和批评的意见居多,但无论如何,它成为了学界、业界重新讨论“公共电视”以及扩展到讨论整个传媒公共性的一次契机。
  这次重庆卫视改版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不二减三增”,即任何时段不再播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播出量,减少外购外包节目播出量;增加新闻节目播出量,增加自办专题节目和文化栏目,增加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不难看出,这三项举措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尽可能地将商业因素降到最低”的思路而开展的。而就现实讨论来看,其中引得最大争议的是“一不”,即任何时段不再播商业广告。
  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2011年两会期间解释道:公益电视台在国际上是有惯例的,比如美国的一些电视台、日本的NHK、英国的BBC,24小时里没有一个广告。“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唯利是图的一个体系,都可以在市场化的媒体之外保持一个不做任何广告的电视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番言论,使得重庆卫视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尤其在当时已然火爆的微博平台引起了热议。
  无论是“公益电视”还是“公共电视”的提法都是对于传媒公共性的指认,然而直接将重庆卫视与BBC等西方经典公共电视案例相提并论,在包括学界、业界在内的诸多社会人士看来都是一件颇为值得质疑的事情。因为不播广告未必就等于公共电视,取消广告之后的重庆卫视,按照黄奇帆市长的说法,每年将会损失3亿左右的收入,其中一半(即1.5亿左右)将由财政补贴,另一半则需要重庆广电集团通过综合经营运作自身平衡。而正是这财政将会补贴的l.5亿成为了人们质疑重庆卫视公共定位最重要的依据。正如网易一篇题为《被补助的重庆卫视成不了BBC》的文章所说的那样:“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国外公共电视频道也大多是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而不是主要靠财政拨款生存。”也有学界人士认为:“禁播商业广告后,重庆卫视主要靠政府财政来支持运营。这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很难在节目制作方面做到独立自主性,这与公共频道的理念相违背。”
  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重庆卫视成不了BBC是不是就等于一定成不了公共电视?而包括BBC在内的国外公共电视是不是真的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被财政补助”与“公共电视”的理念之间又是不是一定存在不可调和的关系?在现实的中国语境中是否存在重构的可能?这一系列问题远比急于拿着各种现成标尺来质疑重庆卫视更重要,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重庆卫视这一家媒体,而在于有机会让人们展开对于整个传媒公共性议题的思考。
  一、非本质化的”公共电视”
  在判断重庆卫视是否能够成为BBC之前首先需要检讨我们对于BBC的理解和认识。BBC是人们心目中公共电视的典范,但它远非“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商业,以收取执照费作为财源从而获得其独立地位”这么简单。
  首先,BBC是一个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对“公共”和政府角色的理解,其早期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逻辑。早在其成立之初,BBC恰恰是借助政府的力量才从company(商业公司)转变成corporation(公营公司)的。接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方面,BBC将美国广电业因商业化程度过高而产生的混乱局面视为“教训”,另一方面,政府在此阶段也主要扮演了制定新规则与创造新机制的角色,有关执照费的收取、撤销或者坚持播出任何节目等等事务都与政府权力相关。(Kri shanKumar,1986)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私有化浪潮,强调自由市场与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反映在传媒领域则是以安南报告、皮考克报告等相继出台为标准的对“公共性”定义的改写,“公共利益”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被置换成了“个体利益”www.21cnlunwen.com的总和,“公民”(citizens)的角色被“消费者”(consumers)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国家与广播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前者被置于后者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既对BBC的生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BBC的生存策略。由此可以看出,BBC作为公共电视的经典案例,其公共理念也是有历史变化的,而如今被人们奉若经典的模型以及它所受到的挑战恰恰与市场力量的扩张有着极为密切的意识形态关联。
  其次,正如冯建三教授在其《公共广播电视的钱、人与问责:多重模式,兼论中国传媒改革》一文中所列举的那样,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域的公共电视有着不同的财政模式:“(1)单取政府拨款:澳洲、香港…等;(2)单取执照费:日本(NHK)、英国(BBC)、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
  (3)政府拨款,加上广告(含商业赞助):荷兰、瑞士、美国…等;
  (4)执照费,加上广告(含商业赞助):德国、奥地利、韩国…等;
  (5)政府拨款、执照费,加上广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据此得以清晰地看出,在已有实践领域,不但公共电视并非仅有BBC一种财政模式,并且政府拨款在不少国家与地区恰恰是其公共电视重要的财政来源(当然,同时也能看出公共电视也未必就一定要完全去除商业广告的因素,但是广告对于上述国家公共电视的危害也已鲜明地体现在了各国的具体实践当中,详见冯建三教授的文章。这恐怕多少也是虽然有国家的公共电视完全靠政府拨款,但却不可能有国家的公共电视完全依靠广告的原因)。这就首先打破了试图为“公共电视”建立一个本质化理解的可能,同时也在实践领域为政府角色与公共电视的关系摒除了纯逻辑演绎式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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